封面图片：德国南部小镇奥伯斯多夫（Oberstdorf）的一张明信片：“德意志觉醒！”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作者：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2016）来源：同名著作第一部分（第1、3、4、7章，1969），译自英译本（Jean Steinberg）许多研究都致力于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现象，围绕这一主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从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研究报告开始，一些详细而富有批判性的分析描绘了希特勒在德国和欧洲的全面统治。除了希特勒上台后在德国以外出版的有关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希特勒本人的研究，还有许多研究涉及希特勒统治的方方面面。威廉·劳伦斯·夏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的代表作《“第三帝国”兴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1960）甚至成了畅销书。所有这些研究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坐拥德意志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国家，为什么一个如此规模的独裁政权能够迅速上台，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抵抗？但是，虽然这些研究在“国家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如何结构化”的问题上普遍达成了一致，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问题上却没有什么共识。大多数研究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的前因后果看成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思想、社会和政治氛围的后果。威廉·夏勒的那本《“第三帝国”兴亡史》也难逃这种刻板印象的窠臼，他也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先决条件。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德国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民主政府，并在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构建起一个看似完美的宪法结构之后，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毫无抵抗地屈服于希特勒这样一种原始的独裁政权？研究纳粹政权的接管和魏玛共和国本身并不能回答1933年的“德国灾难”。我们有两种相互重叠但皆然相反的论点，来阐述国家社会主义更遥远的前因和更广泛的先决条件。一种观点认为，德意志帝国和日耳曼民族的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甚至中世纪。这种观点试图证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专制统治的长期传统有助于塑造德国的政治特征。这一学派的典型代表是法国学者埃德蒙·维米尔（Edmond Vermeil）和赞同该论点的众多英美学者。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社会主义与所有现代极权主义一样，是20世纪的一种特有现象，是在许多国家兴起并取得政权的独裁运动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在世界大战的欧洲语境下思考这一现象，思考那时节欧洲的思想、社会和政治气候。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我们这个世纪拥有特殊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条件，但他们并不排斥历史因素。他们只是把重点放在欧洲极权主义的共同根源上。他们认为，真正的极权主义根源是18世纪以降的革命浪潮、工业时代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人之个性的丧失和集体化、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以及资本主义对危机的敏感性。一旦把独裁专制的群众运动和自由个体在国家面前的屈服归咎于这些超国家因素，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个人和民族都不能对这种屈服的后果负全部责任。有些人甚至声称，德国没有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大获全胜做好准备。他们认为，希特勒政权是一种不幸，但在类似条件之下，任何民族都可能遭遇这种不幸。1918年的灾难、1923年和1930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被看作德国政治危机和革命的原因，但它也是俄国和意大利动荡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德国人特别偏爱独裁和权力政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波兰和巴尔干地区，那些击败民主的独裁政权也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下审视。大多数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分析都没有脱离上述两个框架。维米尔的观点是一个极端：19世纪的德国人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信念感。无论是不是源于内部的分裂和弱点，无论有没有一种主权观念，无论相不相信不可战胜的权力，德国人都怀揣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德国是“天选之子”。这种非理性的狂热信念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的想象力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内部凝聚力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无限的热望。维米尔对日耳曼人入侵以来的德国历史阐释都基于这种观念。在他看来，帝国思想的德国化、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崛起和普鲁士的扩张是第一个里程碑。德国神秘主义和宗教改革是“独特感”和“使命感”的早期特殊形式。19世纪初以降，德国和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冲突和德国的浪漫主义是通往末日的最后阶段。自俾斯麦时代以来，日耳曼民族思想的帝国主义和反犹主义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最后，魏玛共和国是“第三帝国”的前奏：希特勒能在1933年1月建立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离不开两点。第一，他的党在魏玛共和国衣钵的掩护下，复兴了“泛日耳曼帝国主义”的根本主题，并用一套极其强大的宣传机器强化了它们；第二，亚尔马·沙赫特、汉斯·冯·塞克特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重组了工业和银行系统，同时重新制定了军队和外交政策。这种双重努力是魏玛共和国真正重要的特征，不仅揭示了过去，也揭示了德意志帝国的未来。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为相反的理论进行辩护：德国人自己对纳粹党（NSDAP）的迅速崛起感到无比惊讶，因为纳粹党很快掌握了国家的全部权力。直到1930年，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认为希特勒的信徒们只是一群高调的极端分子，觉得他们是没有任何实际影响的超级爱国者。毫无疑问，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非常不信任希特勒的宣传，因为希特勒的宣传告诉他们，他的运动正在延续和实现德国历史上最优良的传统，通往最美好的希望。在希特勒大获全胜时，很多人觉得他的政治制度相当陌生。诚然，里特认为，历史上的德国也有“过激行为”：“但这一切是德国特有的吗？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政治思想文献中，都可以找到民族主义野心、军国主义心态、种族自豪感和反民主的表达。”许多学者试图平衡这些彼此矛盾的观念，比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德罗兹（Jacques Droz），他将“德国人有罪”的问题归结为三个主要论点——第一，路德宗的教义让德国人对国家产生奴性和顺从；第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向德国人灌输了对军队的热爱，证明自己的领地优势，以达到征服的目的；第三，德国在“工业革命”期间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人口增长带来压力，加上对权力的追求，最终导致了扩张主义的政策。德罗兹对这些假设进行了冷静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路德宗不必替广大民众的政治被动性负责，因为在宗教战争时代，其他国家都在反抗既定权威，路德宗却在“志同道合”的仁慈王公的统治下蓬勃发展。除此之外，德国人的政治勇气并不比其他地方更罕见。因此，谈论路德宗的“奴役心态”不太公平。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19世纪的新教教会支持保守势力，从而抑制了进步。第二，普鲁士的传统不能等同于征服和侵略的精神。腓特烈大帝发动的唯一战争是内阁战争，俾斯麦也只把战争当作一种政治工具。不过，军事贵族还是受到了高度尊重，因此，德国比其他地方更重视军事训练和军备。第三，在德国，泛日耳曼组织形式与思想从来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影响力。但另一方面，重工业的权力野心及其在希特勒崛起中的作用不容置疑。除了上述解释，我们还有社会经济学派的思想，这类思想常见于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文献中。然而，共产党人通常以党派和论战的方式提出观点。匈牙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卢卡奇（Georg Lukäcs）的著作是一个例外，他克服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片面性。卢卡奇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反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形态进行了广泛研究，他认为这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卢卡奇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兴起和统治并不构成社会和政治革命，只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极端危机，而“第三帝国”其实是“极权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诺伊曼（Franz Neumann）认为，旧的统治阶级在1933年后继续掌权，社会结构再次固化不变。国家社会主义其实是中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与工人群众运动对立，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反革命，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这种解释可能误判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成分，不能把国家社会主义仅仅当作反动的东西而加以否定。相反，自从德国变成党卫队的国家开始，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改造国家和社会。诺伊曼本人最终承认，希特勒夺取政权的推力来自关键的非经济因素。整个欧洲都有反犹倾向，它并不完全源自德国，但为什么反犹主义会在德国如此迅速地蔓延，蔓延到德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并最终演变成如此有害的形式？仅仅罗列德国的人名和著作是不够的，因为欧洲其他国家也能这么罗列。欧洲中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伪社会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形式和后果，首先源于德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特殊政治史和社会史，这使得德国的抵抗力量比其他国家弱。民族国家的问题特别棘手，民主运动和自由主义在面对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压力时的失败，为民族观念与“社会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武力哲学”的结合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将这些意识形态和口号推向了极致，让它们成为激进政治运动的动力。正是这种结合，粉碎了德国精英和人民群众的微弱抵抗，最终也粉碎了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抵抗力量。国家社会主义形成的具体政治条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基于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的特殊立场和态度。第二阶段的标志是1848年革命的失败及其后果，也就是俾斯麦自上而下的保守民族革命。在第三阶段，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治理问题加上打造“世界强国”的动力，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国家社会主义本身的开端和发展创造了直接条件。而在最后一个阶段，德国人对1918年的战败深感失望，使魏玛共和国的重重危机变成了希特勒独裁的垫脚石。（四个阶段详述如下）第一，在旧帝国解体为许多松散的领土国家之后，德国在欧洲的中心地理位置以及它在中世纪帝国时期的特殊领导地位，阻碍它变成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基于各自历史和民族因素的中央国家类型。与法国不同，18世纪的德国想建立一种温和的开明专制。这种愿景貌似能让德国在不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向现代国家有机过渡。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Terreur）和拿破仑侵略扩张的影响下，最初的原则彻底幻灭了。于是，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民族情感涌现出来。这种思想从欧洲的、人文的、世界主义的方向迅速过渡为日耳曼文化使命的民族思想，尤其是费希特（Fichte）强化的这种理念。德国人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强调国家利益，并最终战胜了内部改革和革命的动力。第二，1848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失败的后果日渐显现，德国的政治思想与西欧潮流渐行渐远。德国人“独特性”的意识越来越和反西方情绪相结合，强大的民族运动越来越多被基于外交政策的自由和统一思想左右着，牺牲了国内自由和宪政的理想。1848年的失败也不仅是一连串不愉快状况的后果。它来自德国自由主义的矛盾心态。自由主义发现自己被夹在民族国家的夙愿和专制政府的结构之间。伦纳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的《德国的自由理念》（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1957）对此做出了敏锐的分析。他认为，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心中，自由的理念被“国家”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淹没，因为“国家”是统一与效率、权力与防卫的保障。在浪漫主义时代，这种“国家”最初是为了保证公民在社会中的权利，最终却捍卫着保守势力，并开始主导人们的法律和政治思维。德国人接受了一件事——外部统一要优先于内部自由，民主、宪政和改革运动再次屈服于贵族、军队和官僚的权力。俾斯麦成为普鲁士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反动秩序的主要支柱和象征，他成功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带来了人们渴望已久的日耳曼民族国家——“第二帝国”。这是1848年为自由民主国家而战的专制替代方案。但是，虽然表面上满足了统一的热望，但俾斯麦政府在转瞬之间就把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运动纳入到一个假宪政、半专制封建、军事、官僚的国家结构中。德国资产阶级在俾斯麦的口号面前屈服了。俾斯麦认为，当时的重大问题不能靠演讲和多数人决定，而是要靠“铁和血”。同时，德国人也担心新兴社会主义运动的诉求，担心更彻底的民主化可能带来恶性影响。自由主义者的失败促使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于1863年成立了“德意志工人联合会”（ADAV，或译作“全德工人联合会”）。这让社会主义者变得激进起来。此后，他们将自由主义的社会目标服从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尽管马克思主义从未在“社会民主党”（SPD）中占上风（这和普遍看法相反）。受俾斯麦成功的影响，德国的资产阶级顺应了庸俗和犬儒。他们开始认为，现实政治中最重要的是权力而不是正义和道德。托马斯·曼（Thomas Mann）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些关乎“秩序”和“威信”的专制思想，并用一个讽刺的绰号来概括德国的理想——“国家博士将军”（General Doctor von Staat）。这种立场有缺陷，而权力和顺从是这种缺陷的两极。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长期研究民族自由党，他也是俾斯麦的崇拜者，但他在晚年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俾斯麦时代造成的伤害完全盖过了它的好处。德国人的个性和思想（Geist）被奴役（Knechtung）了，这是一种无法挽回的灾难（Verhängnis）。”第三，从一开始，俾斯麦的帝国就被巨大的内部张力困扰着，建国时的光泽无法掩盖结构的缺陷。这些矛盾和缺陷阻碍德国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议会制度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衰落带来切实的灾难。19世纪70年代，民族自由党在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仍然占据上风。同时，军事和官僚的国家权力阻碍了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普鲁士在1918年之前一直实行的“三级选举制度”（Dreiklassenwahlrecht）是这种政策的集中体现。比如，在1893年，基于这种制度，3.5%、12%和84.5%的选民选票具有同等分量。同时，帝国议会的绝对多数选举也不公平，它依据过时的选区分配，所以没有考虑到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因此有利于保守的农村候选人。社会秩序的变化与政治结构的变化之间有很大差异，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俾斯麦倒台后，人们愈发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压力转移到外部，渴望用“社会帝国主义”的方式来化解问题，用对外扩张替代国内民主化。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新兴的统一德国是一个“迟来的国家”。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都认为，德国必须跟上“世界大国”的国家和外交方针，而且身为一个有抱负的大国，德国自然有权利对中欧实行霸权，并在殖民、经济和政治方面对世界进行渗透和瓜分。在这种情况下，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结盟成为“第二帝国”的基石，但它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让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腹背受敌。人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造成德意志帝国在国际上被孤立以及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种事件都有其社会和经济因素。大地主（“容克”，Junkers）的政治野心与俄国的利益相互碰撞，重工业的野心与英国的利益相互碰撞。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同时追求着各自的目标，但不同的利益无法在单一且平衡的外交政策中得到满足。这种“既要，又要”的外交政策把德国卷入了一个满眼敌人的世界，支撑着后来战争年代疯狂的扩张梦想。确实可能有替代方案，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阻碍德国人去解决外交政策的困境，也阻碍国内的一切重大改革。魏玛共和国未能赢得与激进修正主义的斗争，但希特勒仍遵循这种模式（激进修正主义实际上试图取消失败战争的结果）。希特勒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用欧洲帝国式的扩张主义取代以前殖民政治式的扩张主义。1890年的事件最终以俾斯麦的下台而告终，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俾斯麦曾经试图通过谨慎的平衡政策来平衡帝国主义。然而，这并不妨碍后来的俾斯麦崇拜者把他当作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来颂扬。俾斯麦下台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强国思想在1893年的泛日耳曼运动中得到了最极端的表达。它将历史和文化论点与经济论点以及后来的种族论点结合起来。这种主张把所有德国人聚集到同一个“种族—民族”的统一帝国中。德国的迅速扩张造就了一个与英国、法国和俄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大国，甚至可能与之对抗。诚然，泛日耳曼联盟只笼络了一小部分人，哪怕他们的呼声很高，影响很大。在20世纪初，该联盟约有两万名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有三万到四万名成员，其中约三分之一从事学术工作。该联盟还与舍曼教授（Ludwig Schemann）在1894年成立的（激进种族主义组织）戈比诺学会（Gobineau Society）保持着密切联系。第四，魏玛共和国的状况是德国战败和《凡尔赛条约》影响的产物。然而，德国人反对该条约，不接受战败——这让德国人变得狂热，甘愿牺牲新兴民主秩序去建立国家政权。他们不信任西方大国，也不信任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软弱和美国的孤立主义，于是进一步削弱了欧洲重建与和平谅解的作用。然而，最重要的是，德国还受到民族主义修正主义的压力，这种修正主义在1918年至1923年期间影响了大量德国人，并在1929年的灾难后再次风起云涌。魏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在东方和西方、抵抗和服从、合作和修正之间摇摆不定，无法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刹车。国家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方案反映了这种局面的两面性。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国家社会主义是反对《凡尔赛条约》的狂热代言人。在意识形态中，国家社会主义把德国带回到一种旧观念，认为德国是欧洲的特殊一员，要发展面向未来的“日耳曼民族的大日耳曼国”，这种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优越论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新形式。希特勒的个性和思想为这种“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霸权论调注入了具体的“大日耳曼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奥地利民族主义，并叠加到扩张主义哲学的“普鲁士—日耳曼”成分上。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把目光锁定在一个不变的目标上——征服其他民族国家，把德国的“生存空间”（Lehensraum）远远扩大到日耳曼民族的“种族核心”之外。希特勒想通过生物学和种族优越论的帝国原则来打破民族国家的扩张主义原则，把矛头指向东部“劣等的”斯拉夫人，在国内则指向“世界头号公敌”犹太人。这是希特勒的根本理念。德国军国主义在这些因果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如果军国主义指的是军事侵略，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关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像普鲁士这样一个以军事为主导的国家，一定对俾斯麦帝国的社会和权力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军队被视为国民的训练场，预备役提高了平民的社会地位。军事思维也决定了大部分人的政治思想。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意识形态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希特勒发现，动员人民和赢得军队的难度远远低于墨索里尼。在思考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的作用时，我们不应忽视希特勒的“奥地利—大日耳曼”民族思想。因此，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运动也针对俾斯麦帝国的“日耳曼—普鲁士”民族思想，后者排除了奥匈帝国，也就排除了日耳曼民族的一大部分。因此，德国纳粹党的真正前身来自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在这两个地区，具有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民族特征的反斯拉夫和反犹民族主义已经勃兴了几十年，这不足为奇。希特勒的政党在慕尼黑成立也不足为奇，这个城市和维也纳一样，偏爱费解的日耳曼神秘主义和“天主教—大日耳曼”意识形态，而不是“新教—普鲁士”的国家概念。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南方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德意志裔人（Volksdeutsche）超过了普鲁士人。然而，如果没有普鲁士的军事政治和精英传统，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统治下的德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就不会被军事化，整个国家也不会就此巩固它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结合对希特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1933年的事件成为可能。在德国，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特殊历史带来负担，这种负担不断发酵，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最极端的表达。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确实不依靠某种连贯的哲学或理论。它是各种理念、方案、概念、希望和情感的结合，这些东西在危机时期被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焊接起来。于是，我们要回答国家社会主义之于德国的必然性和选择的关键问题。德国并不是非要走上“第三帝国”的道路。它选择了这条道路，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选择基于德国反民主潮流的特殊性质，也基于国家社会主义在魏玛共和国崛起的特殊条件。但是，最终原因是德国和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深刻分裂，以及带有反西方色彩的德意志特殊命运感的出现。这样一来，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确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费希特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是对拿破仑“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这个文本有很多读者，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希特的基本论点是，德国因人类的特殊使命而被选中，这使德国有别于备受推崇、多被模仿的法国。德国人必须与西方的“过度外国化”（Überfremdung）作斗争，因为“德意志精神”天生优越，而且注定要成为整个日耳曼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指路明灯。费希特在第五次讲话中提出，德国人是唯一能够进行深刻和原创思考的民族，其他民族只能够进行肤浅和幼稚的思考。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思想家也比较了西方文明和德国文化，于是这种特殊的命运感呼之欲出：然而，德意志精神将开辟新的战场，把光明和白昼带进深渊，让大量思想喷薄而出。未来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建立我们自己的家园。外国的天才不过是可爱的精灵，温柔地飞行、盘旋，静静落在他们自己土地开出的花朵上，喝下清甜的露水。他们也可能是蜜蜂，精巧地搜集各种稀有花朵的花蜜，然后按顺序存放在结构均匀的蜂巢中。对比之下，德意志精神就像一头雄鹰，他挺起伟岸的身躯，用强壮而熟练的翅膀推开空气，展翅高飞，飞向太阳。这里表达了德国文化的优越性，虽然还没有未来那种颇具破坏性的排他思想，但这种文化优越论极其深刻，而且充斥着普遍的使命感，与其他国家肤浅的、模仿性的文明相对立。这种思想还没有在政治上做实，但否定了西方政治思想和理性的宪政国家，这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哲学后果。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被赞誉为“模范民族”，与他们相比，其他民族只是“次等”和“腐朽”的民族。“外国人”被赋予了贬义内涵（费希特的第七次讲话）。这种政治思想的变化是当时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德国的占领与分裂、外国的深刻影响、迟来的国家建设——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矛盾的“自我”，对国家状况的不满与对这种特殊状态的过度补偿混在了一起。
这种国家概念产生了一种远远超出赫尔德（Herder）理想的思想。在国家面前，个体豪不重要，如果有必要，个体必须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在不断变化的国家命运中，只有民族才最重要。
费希特认为，民族是“尘世永恒的承载者和保证”，正因如此，民族“远远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国家，也超越了社会秩序”（费希特的第八次讲话）。这样，一种不同于法西斯国家政体学说的法西斯民族意识形态就建立起来了，它将成为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原则。
两种假设（德国的特殊使命和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都被浪漫主义采纳，并被赋予了历史或伪历史的基础。它们与某种想法结合在一起，认为民族共同体与古典社会契约意义上的行政联盟有根本不同，而是一种基本、自然、跨越数代人的“有机共同体”。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两种重要的思想得到了发展和淬炼，这两种思想的雏形是这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中所固有的东西。一种思想是反自由、反开明的德国政治传统优越论，另一种思想是保护德国文化的独特性不受外来影响，行使源自中世纪帝国思想的主权。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家亚当·米勒（Adam Müller）是这种思想的象征，它使1848年后的保守、专制、反自由和反开明的政治思想转型合法化。米勒将事实和虚构混为一谈。1805年之后，他一直在谈论和撰写人与国家之间无法解决和无法消除的联系。他认为，更深刻的德意志精神将战胜启蒙运动的国家观念，后者基于个人自由主义，但前者终将主宰我们欧洲——这里主要指对欧洲的思想渗透，而不是指政治征服。然而，该论点同时隐含着这样一种信念——人类不是通过永久和平、世界政府和以启蒙运动和康德理想为模式的国家联盟来获取利益，而是通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分离，甚至通过战争来获取利益，因为这能加强人民的民族和共同体精神。民族国家的荣耀反对“虚无缥缈”的世界公民理想。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们称国家社会主义为德意志民族的重要财富，更加强调德意志民族的特殊、高贵和普遍使命：欧洲国家的伟大联盟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看到欧洲挂满德国国旗，因为欧洲制度中一切伟大而彻底的久经不衰之物都来自我们德国。反对西方的斗争，在德国变成了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斗争，哪怕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这仍然是德国人的战斗口号，它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这样的爱国吹鼓手服务，为一种不拘一格、独一无二、几乎是宗教式的德意志民族奉献精神辩护。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的、准民族的自由理念面前急剧退缩，拒绝普遍主义和自由的人道主义阐释。阿恩特因此被誉为“唤醒德国的人”。“体操之父”（Turnvater）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的活动和著作也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思想。雅恩早期的一部纲领性著作赞美普鲁士人的天然优势，题为《德意志民族性》（Deutsches Volkstum，1810），它为日耳曼理论的演变奠定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三次具有重大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影响的运动。这一思想为拿破仑战争中的自由军团（Freikorps）奠定了思想基础，该军团在1918年以重现。同样，1811年成立了体操团体（Turnvereine），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军事训练思想在后来的体操社团中得到了延续。这些团体源于中世纪的锦标赛。与普通的体育俱乐部不同，它们希望恢复浪漫的战斗理念，并为爱国主义的复兴和“国民教育”服务。最终，自由主义逐渐被1815年学生团体的民族主义狂热压垮。犹太人被排除在外（尽管是以“宗教”为由）。忠诚教育、民族感情教育、纪律教育和对“人民—民族”共同体的服从成为指导原则。所有这些都与西方“单纯的”个体自由形成对比。雅恩把他宣称的“民主化”理解为将所有公民纳入国家社会，因此他支持人民军队和消除阶级差异。本质上，这些早期民族意识形态坚信“民族性”优先于“国家性”。只有记住他们古老的民族身份，德意志民族才能恢复他们身为欧洲最伟大国家的主导政治地位，而这一地位在“三十年战争”以及荷兰和瑞士的“叛逃”中被摧毁了。除了上述国家和奥地利，雅恩还将丹麦纳入了未来的大日耳曼版图。他希望在易北河畔的新国家中心建立新首都（Teutonia）。这个泛日耳曼的幻想与希特勒将首都命名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的计划类似。雅恩的想法基于一种不同于赫尔德的民族思想，这种理念自始至终表达了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并且和一种非常要命的“种族纯洁性”苟合，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基础。他认为，罗马的衰落是种族混杂的结果。他坚持民族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否定世界政府、通用语言和普世宗教，并且把民族生活和民族性视作一切生命和创造力的源泉，置于个人权利和普遍人类的思想之上。
因此，他反对混血婚姻和外来族裔，反对西方对语言、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这种民族意识形态在雅恩的新运动中得以传播，因此他早期的设计和构想不仅是知识和历史的奇观。未来的教育将建立在大众化的国家历史之上，建立在清除了所有外国词汇的语言之上，建立在体力劳动和军事运动之上，建立在对国家象征和英雄的颂扬上。这种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实现某种真正的“人民民主”，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它的先决条件是发动一场新的“自己人的战争”。1813年的德国仍然分裂为许多公国，但俾斯麦时代要用“铁和血”的口号把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这些思想还激发了文化上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在大学里得到发展。早在19世纪中叶，沃尔夫冈·门泽尔（Wolfgang Menzel）这样有影响力、读者广泛的知识分子就成为文化反犹主义的代言人。门泽尔是一个学生团体的成员，也是一名狂热的体操运动员。他在反西方运动的过程中也抨击歌德的个人主义和审美主义——对他来说，“日耳曼—基督教”的中世纪才是文化高峰，古典文学并不算什么。在《德意志神话学》（Deutsche Mythologie）中，门泽尔甚至称奥丁（Odin）是德意志民族的化身：“它让德意志民族屹立于世界历史之巅”，没有它，基督教世界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升华。他还认为，历史是一系列阴谋。歌德是一个不了解德意志民族独特意识的人，是历史阴谋的一部分。门泽尔的批判以哀叹德意志民族不应有的命运和邻国的嫉妒而告终，后来这些话被用来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哲学辩护。国家社会主义者声称，他们把德意志民族从历史偏差中带回了正确的轨道。有意思的是，1938年，一本题为《为其他民族服务的德国人》（Die Deutschen als Volk für andere ）也哀叹着“善良德国人”的命运——他们总是为其他民族工作，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他们为美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同样，戈培尔（Goebbels）将德国人描述为“世界的苦力”，“整个大陆的重担都压在他们心甘情愿的背上”。此外，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本人也在波茨坦发表的演讲，谈到了同样的问题：德国人陷入了自我崩溃，精神分裂，目标涣散，因此无力行动。德国人自己变得无比虚弱，他们梦想着天降正义，却不懂得在地上站稳脚跟。但是，国家和帝国越是被打碎，国民生活的保障越是被削弱，就越要把必然性变成美德。留给德国人民的最终且唯一的道路是一条精神之路。我们是吟游诗人和思想家辈出的国家，只有在遭受匮乏和苦难的无情打击之后，我们才会渴望复兴，渴望新帝国和新生活，这或许也是对艺术的渴望。
这只是古老的德意志民族思想主题，它不是19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的产物。在自由派和保守派阵营中，在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都仍然存在着强大的反作用力。德国的民主发展潜力一直存在，这种潜力直到后来才被彻底瓦解。1870年、1914年、1918年和1933年的事件是决定性的十字路口。因为这些十字路口的存在，我们不能说德国的道路是必然选择。但是，德国的中产阶级无疑接受了激进化的民族思想，这些思想源于1848年的失败，又被后续一系列事件推波助澜。人们热衷于军事胜利和国家统一，对国家的马基雅维利式崇拜也越来越多，这离不开某些黑格尔主义者和历史必然论者的鼓动。19世纪的民族意识形态最终扩散开来，这种意识形态需要在“第二帝国”和1848年、1870年两次民主运动失败的背景下加以论述，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可能早于这些事件。所以，是什么特殊形势使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成为可能？答案必须从19世纪初以来德国政策的缺陷、魏玛共和国的致命根源和重重危机中寻找。人们认为，1918年建立的民主制度应该对“一战”战败的后果负责。于是，新政府成了国家和社会中反动势力复辟的替罪羊和仇恨对象，也成了围绕自由军团、反犹主义者和准军事组织的革命独裁运动的替罪羊。共产主义革命的“红色幽灵”使军队和官僚、中产阶级和企业主都容易受到这些情绪的影响。民主力量向他们的敌人提供了自由法律制度的宽容，他们却面临着专制官僚国家对权威的渴望，这在共和国内部造成了严重的组织问题。专制传统与新兴民主制度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一系列后果——议会制政府无法运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帝国”的代替品，一种准独裁；意识形态和政治僵化的政党四分五裂，缺乏合作；反民主运动兴起，与政府对立，限制了政治联盟的可操作性；激进团体使非政府部门军事化；恐怖主义权力哲学得以传播，提出了一种野蛮的敌友原则，与民主的妥协思想相对立；经济和社会受到威胁的城市和农村中产阶级被激进化；官僚制度和司法制度青睐等级制度和专制秩序思想；军队开始怀疑民主共和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社会主义逐渐成形，它是一种新型的整合力量。较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反民主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完全适配当地的情况。因此，普遍的法西斯主义概念具有局限性。民族主义的基础使得各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无论是基于经济、政治还是意识形态的前提，都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国家社会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但是，德国现代史的那些根本问题塑造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动力，这些问题标记着民主运动的痛苦道路。这些问题包括——民主传统的脆弱性和1848年前后专制政府和社会制度的强大残余；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思想的青睐，这是德国民族国家迟来的、从未完全实现的目标；意料之外的战败和由此产生的他国“背后捅刀子”的传说；对《凡尔赛和约》的普遍不满；一个从未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共和国埋下了长期危机的隐患；大萧条对这个高度工业化、社会和宗教分裂的国家及其封建主义、传统主义残余的剧烈后果；最后，中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化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受到现代技术传播威胁的农村人口心生怨恨和恐慌。因此，国家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巴伐利亚农村，然后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和下萨克森（Lower Saxony）等农村省份大获成功，这并不奇怪。在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的特殊要素中，对元首近乎宗教狂热的崇敬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新型运动的组织结构和活动完全建立在领袖原则之上。阿道夫·希特勒的形象就位于中心。就社会心理学而言，希特勒代表了被剥夺权利的小人物，渴望通过好战和政治激进主义来弥补自己的自卑感。他生于奥地利，在教育和职业遭遇了双重失败，却在“一战”中通过战友的同性之爱获得救赎。这些都塑造了他自己的生活，塑造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过度简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思想在激进派的著作中得到了普及。但与此同时，折衷主义与政治方案整合在一起，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试图吸引所有人。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口号旨在转移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拥护扩张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服从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民族共同体”号称是治疗经济和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取代了民主和阶级社会的多元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学说成为招揽和争取民众的工具。在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运动中，政府号召人们接受德意志传统的独特性，接纳大一统的“大日耳曼帝国”愿景。紧接着，政府要求扩大国家和民族的边界，为所谓优越的德意志和日耳曼民族在东部建立“生存空间”。除了迎合专制主义“对秩序的渴望”和元首崇拜，反犹主义的社会和生物计划也是希特勒早期狂热的固有组成部分。这个问题符合“绝对敌人”（absolute enemy）的概念。每种极权主义运动都必须有这个概念，以便引导和转移攻击目标。最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者得权”之上。“行动”被推崇为最高理想，凌驾于理性和智慧之上，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的非理性本质。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来获得无限的权力。第三帝国”的历史表明，国家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早期计划一脉相承，尽管它被当时的社会批评家不经意地否定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它的致命性被低估的历史。希特勒1933年的胜利也是如此，被低估了。“第三帝国”的出现得益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欺骗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手段，希特勒可能不会上台。希特勒说，他要进行一场“法律允许的革命”——他把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结合起来。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者希望迎合民众对合法性的渴望，同时彻底解决严峻的经济问题。在1923年的政变和1920年反动的卡普政变（Kapp Putsch）失败后，资产阶级和公务员非常厌恶公开的政变和革命。希特勒让自己的战术不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他不打算再次发动公开的政变，而是利用《魏玛宪法》（Weimar Constitution）的紧急条款废除宪法，从而对共和国本身发动“政变”。议会民主制的保守反对者们一直青睐元首的独裁之路。1930年以后，这条道路也得到了兴登堡元帅（Paul von Hindenburg）的积极支持，正是他帮助纳粹党摆脱了一个在任何选举中从未赢得超过三分之一民众选票的少数党的桎梏。赋予元首解散国会和任命总理的特别权力使元首的合法独裁成为可能。正因这些特权，而不是多数派政府的声音，让希特勒上了台。专制统治的成功实施被“民族革命”的呼声加强了。对希特勒来说，与右翼政党、工业界、农业利益集团和军队的联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1932年底，当一场严重的政党危机威胁到他时，他确实对兴登堡的心腹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及其大量拥护者作出了重大让步。希特勒把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权力诉求伪装成基督教民族复兴的吁求，这种伪装在政府和公众中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并且没有干扰希特勒在1933年2月借助这些“合法”的独裁权力推行无情的压迫措施。最初，希特勒的盟友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后来他们试图将革命引向有序的轨道。但正因他们与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所以反而成就了这场革命的“伪合法化”。基于类似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反对派在《授权法》（Enabling Act）面前屈服了，公务员成为纳粹革命合法化的共谋者，左派也落入了陷阱。长期以来，面对“合法”和“民族”革命的新情况，政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归根结底，希特勒的上台是一系列本可避免的错误的结果。他既不是大多数德国人自由选举的结果，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共和国屈服于他。然而，在独裁力量面前，民主力量终究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以后，大部分德国高层人士都投靠了希特勒。中产阶级容易受到鼓动，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直接原因。希特勒掌权的历史很难梳理清楚，国家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也没有单一的答案。一些不太明确的因素发挥着作用，它们是德国乃至欧洲社会和国家状况的隐秘力量。即使国家社会主义不能等同于德国历史，希特勒的出现也与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的主要事件紧密关联。1945年之后，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回顾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前因后果及其与德国思想的关联，他这样说道：人们总是可以反对说，强权国家（power-state）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并不局限于德国，但我们德国人是它们最激烈的实践者。具体来说，德国人喜欢把一些实用的东西提升为某种普遍的世界观理论。这些强权国家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思想起初只是一种理论表达，却最终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实际武器，这对未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德国的强权国家思想始于黑格尔，却在希特勒身上完成了最糟糕、最致命的应用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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